苦难的童年

      1929年10月，我出生在云南玉溪的一个小山村，彝族。父亲是农民，迫于生计，曾在个旧锡矿当了8年包身工，他用卖苦力的血汗钱供我上学。后来父亲被国民党军队抓丁，抓了父亲又要抓我哥哥，为了逃避抓丁，哥哥跑到马帮去赶马，但不久被抢马帮的国民党乱枪打死，接着我也被抓去，关了一星期，因为年龄太小才放回。接踵而至的灾难，使我从小磨练了坚强的意志、毅力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参加游击队

      1948年11月，我在峨山中学读初中时，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外国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并参加峨山武装起义，在政治部里搞宣传、搞民运，后来当了游击队长，1949年8月参加滇桂黔边纵独立团（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玉溪军分区）在骡马运输队任指导员，参加了峨山、新平、易门等地无数次剿匪战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

      彝族山娃蓝天翱翔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作出了“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的战略决策。我被选送到牡丹江航校学习飞行。我克服了语言困难，刻苦钻研航空理论，掌握了在复杂条件下的飞行技能，经过半年学习，我在全班50名学员中第一个放单飞。1952年国庆节我被选派驾机参加飞行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空军的雄姿。1956年在全军大比武中，获沈阳空军轰炸科目第一名，被沈阳空军授予“建设社会主义先进个人”称号。

      我深感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了，因此从1954年到1958年在部队文化教员的帮助下，我刻苦努力学习，终于达到了高中毕业水平。1958年，在团领导的授意下，我用了3年时间，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38万字的长篇小说《彝族之鹰》，经空军一位作家整理修改后，1964年由上海青年出版社发行，共计发行了150多万册。

      文化水平的提高，给我插上了向科技进军的翅膀。1959年苏联撤回专家，毛主席号召：自力更生，要生产自己的超音速战斗机。1965年空军党委派我带领试飞改进领导小组到某工厂参与国产超音速战机的研制、改进工作并担任试飞员。经过全厂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5年的艰苦努力，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我也经历了200多架次高风险、高难度的试飞，帮助科研人员解决了8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1969年12月，新型强击机研制成功。我驾驶着自己参与研制、改进的战机翱翔在蓝天，感到无比自豪！

      带弹安全着陆

      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研制出来后，周总理指示：担任投掷任务的飞行员政治上要最可靠，技术上要最熟练，飞行上要最有经验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担任。我荣幸地被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为用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超音速强五战斗机投掷中国第一颗氢弹的飞行员。

      1970年11月30日，我怀着革命豪情到了西北核试验基地。我每天起飞进行艰苦的训练，先后投掷了150枚与氢弹大小相同的模型氢弹，最后又投掷了3枚与氢弹相同的遥测氢弹，经过180次试投训练，基本达到了技术要求，每次投弹弹着点离靶标中心仅12米。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在1971年12月30日13时爆炸。11时40分，我提前到机场认真地做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两次检查了携带氢弹飞机的各种仪表装置和发动机运转情况，科技人员多次检查了飞机腹部事先挂好的氢弹。我以迅速敏捷的动作跨进机舱，等待着起飞的命令。总指挥杨焕民、国家科委副主任朱光亚等几位领导到机场亲切地一一和我握手并祝贺：“杨团长，祝你成功！”

      12时20分，机场指挥员宋占元师长根据核试验指挥部的命令下令：“2178，起飞！”机场塔台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我肩负着亿万人民的重托，聚精会神地驾驶着携带氢弹的强五K超音速战斗机滑出跑道，加大油门，把两台喷气发动机加到最大功率，以闪电般的速度隆隆地呼啸着向罗布泊核试验场冲去……

      12时45分，飞机已临近靶标中心，我又详细检查了各种仪表，当飞机到靶标中心9公里时，核试验指挥部发出了投掷氢弹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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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激动的心情一拉驾驶杆，机头慢慢仰起来，飞机仰到45度时，我用力按了投弹电钮，并迅速掉转机头往回飞，但出乎意料，投掷装置没有动静，万里长空寂静无声。怎么回事？我愣了片刻又立即详细检查了所有电门开关，证明操作无误，于是我急忙向指挥部报告请求应急投。我驾驶着飞机重新校正了航线，采取应急办法，再次进入了投掷圈，按下应急开关，然而氢弹仍躺在弹舱里。我又用超应急方法第三次投，还是没有成功。

      飞机上的油料只能飞30分钟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额头冒出了冷汗，怎么办？我急了，地面上所有领导和同志们都急了。我在空中一面盘旋，一面反复想：机上运载着一颗威力具有数万吨TNT当量的实战氢弹。跳伞，虽然个人最安全，但无人驾驶的飞机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如果落到核试验基地，那里就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落到观众区，上百万人的生命会……无数科学家、科技人员多年的心血将毁于一旦，国家财产也将受到巨大损失。于是我果断决定，请求指挥部“带弹着陆！”这样做虽然危险，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了也是值得的。

      总指挥杨焕民紧急请示北京指挥部坐阵指挥的周总理，周总理指示：“我们应该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为了预防万一，除留下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一律撤进地道，你杨焕民也要带头钻进地道。”周总理的命令传到我耳中，我很激动，周总理那样关心和理解一个飞行员的心，处理问题又是那样周密、细致。

      我按照周总理的命令，沉着冷静地关掉不必要的电门开关，凭着几十年的飞行经验，准确地操作着每一个着陆动作，终于安全地将飞机降落在跑道上。

      带弹着陆成功的消息报告给周总理，总理高兴地说：“带弹着陆成功，这是我国科学史上一个奇迹，要认真总结经验。”

      事故发生原因很快查清了，是因为氢弹推送装置变形而造成的故障。

      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试验成功

      1972年1月3日，指挥部召开会议。总指挥杨焕民问我：“老杨，你是投掷氢弹的主飞行员，周总理指示，要我听听你的意见。”我沉思片刻后说：“科学试验总是有成功、失败的时候，现在投掷氢弹系统已进一步作了改进，我认为完全可以再次进行氢弹试验，我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命令了。”

      1972年1月7日，西北核试验基地再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天中午，气候骤变，雪花飞扬，厚厚的云层覆盖着机场，戈壁风沙从西袭来。风大，能见度差，给空中飞行造成极大的困难。在我跨进机舱前，杨总指挥再三嘱咐我说：“今天气候复杂，一定要谨慎，实在不行就不要勉强。”我说：“请首长放心，我心中有数，这对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一定按计划完成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12时20分，我奉塔台指挥员宋占元的起飞命令，驾驶着携带氢弹的飞机滑出跑道腾空而起，穿过团团白云，直冲罗布泊核试验场。距离靶中心9公里时，我迅速完成一系列投掷前的准备动作，果断地按上电钮，顿时，飞机剧烈震动，我意识到：氢弹已投下了！我急忙戴好防毒面罩，关闭座舱防护罩，加大速度向安全区飞去……突然一道闪光，一声巨响，一朵很大的磨菇云冉冉升向空中，我无比兴奋，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了！

      我胜利返回机场时，人们蜂涌而至，我打开座舱，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这时，整个核试验基地、机场人山人海一片欢腾，人们沉浸在自豪与欢乐的气氛之中。

      党和人民给了我崇高的荣誉

      在人民空军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从一名飞行员成长为一名指挥员，担任过飞行中队长、正副大队长、正副团长、副师长、代师长、昆明空军指挥所副参谋长。1951年到1980年的30年间，先后驾驶过十多种型号的战机，共飞行2000多小时，完成了无数次光荣任务，飞遍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曾参加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多次立功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崇高的荣誉。

　　　1959年五一劳动节，我应党中央、国务院的邀请，代表少数民族和空军到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之后又被毛主席请到怀仁堂做客。1986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设计制造的超音速强五战斗机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我也荣获特等奖；氢弹投掷成功后，我荣立了一等功。我的名字被载入了《当代中国空军》史册。198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我带弹安全着陆的事迹，摄制了艺术片《飞行交响乐》在全国上演；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多次报导我的事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两弹一星”表彰大会，我荣幸代表空军参加了表彰大会，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年试飞成功的强五战机和我驾驶投掷第一颗氢弹的战机现在北京航空博物馆和北京军事博物馆对外展览，说明牌这样写着：彝族飞行团长杨国祥驾驶投掷第一颗氢弹核武器飞机。

      让夕阳余辉更加绚丽

      1985年我离休后，先后应邀在昆明、玉溪、峨山、新平、通海等地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工厂进行革命传统报告100多场次，听众10万多人，我用自己的成长史告诉学生们，边疆的孩子并不笨，只要自强不息，就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教导战士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的安宁奉献一切。还担任了昆明航空联谊会会长、峨山中学老同志联谊会理事长、云南省彝学会副会长。我将用我的余生为党和人民再作点贡献！

                                                杨 国 祥
                                               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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