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大营盘小学操场，我有些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这里非但不是我想象中那般破败，反倒整洁干净得出奇。教室宽敞明亮，操场平整，学生寝室是一栋看起来像白宫的楼，办公室中桌椅与传真机都是新的，甚至还有一个食堂。
      “操场上，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打篮球，技术很显然比我强；办公室旁边，一群孩子围成一个圈唱歌；几个孩子应该是吃饭晚了，才从食堂中抹着嘴、带着满足的神情走出来；寝室门口有几个小女孩追逐着跑来跑去，最前面那个女孩手里拿着一把显然是从山上采来的野花；侧面的教室中则传出来很清晰地用普通话读书的声音；所有的人身上都穿着统一的校服，上面很清晰地印着‘大营盘小学’的字样……
      “这就是我看到的，所有的孩子都很快乐，似乎他们心中没有丝毫因为家人疾病带来的阴霾。这就是张平宜给那些麻风村的孩子们营造的童话世界。”
      这段话出自纪录片《索玛花开的季节》片首的旁白。“索玛花”，彝族的族花，每到学生毕业时节，它总是强韧而美丽地绽放。

      “我”叫吴兆钧，中国台湾人，该片导演。
      “大营盘小学”，海拔1800米，位于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大屯乡高桥村，多年前这里曾经驻扎过一个营的兵力而得名。1958年，这里多了个似乎是被诅咒过的名字——麻风村。
      “张平宜”，该片的主人公之一。1999年底，她作为“世界麻风协会”的随团采访人员来到这里，那个时候，她还只是中国台湾一家媒体的记者。如今，已经致力于捐助麻风村的她，在和朋友们共同努力下，把大营盘小学改变成一所正常学制的乡村小学。
      “孩子们”，该片的主人公之二。他们无一例外是麻风病人的后代，没有一所公办学校愿意招收他们。
      这部前后共花了三年时间拍摄、制作的纪录片，12月11日在台北乐声戏院首映。

      大营盘的孩子

      越西县城离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市，车程3个半小时。沿途高山入云，山风凛冽，盘山公路下临深壑，山阴处尚见积雪。
      车离越西，经过一处河谷盆地，油菜花和梨花却在竞相怒放。汽车在水泥公路和卵石路上交相行进，半小时后拐入一条村道，对面的山坡，正是大营盘。
      大营盘，是越西县的麻风村，也是一所小学的名字。
      1959年1月，越西县政府为了集中治疗麻风病，把全县麻风病患者集中安置于此，人们从此把“大营盘村”称作“麻风康复村”。
      至于麻风村的确切人数，村长阿尔哈布说，村里共有1034人。大营盘所隶属的高桥行政村，没有人知道大营盘的人口数字。大营盘的村民都说村里有1000多人，但只是“估计”。在大营盘所属的新民镇派出所里，没有大营盘的人口和户籍资料。所里的警察回忆了很久，又打了几通电话，最后给出的数字是：大营盘有127户，800多人。这个数字和村长阿尔哈布提供的数字有不小的出入。
      大营盘周围的居民将这里的孩子称作“癞娃子”。1959年至今，大营盘像一个不断自我增压的气球，规模一直在膨胀，人口结构一直在变化。本是集中隔离治疗麻风病人的麻风村，现今却变相“隔离”着几百个正常健康的人。940个从未确认患有麻风病的正常人，因为出生在麻风村，至今没有居民户口和身份证，因此丧失一切与此有关的权利，如外出务工、求学和迁徙等等。
      所以，走进大营盘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那种奄奄一息的麻风病人，而是那些充满生命力、活蹦乱跳的健康孩子。
      吃饭，这里很少有孩子会去添第二碗——添饭在大营盘，像是不受欢迎的奢侈。1986年分田到户后，大营盘的土地就再没有调整过，人均土地一直在减少，只是因为婚嫁全部在村内进行，人口在村内流转，户均土地得以维持大体平衡。只是出路既蹙，一日两顿，吃在大营盘，是头等艰难的事情。婚宴上最高的礼节，是给宾客一碗盛得铁紧的饭菜。大营盘人的说法：种什么吃什么，还能吃饱；只吃大米，就要饿肚子。
      山地不多，水田更少，土豆、包谷是大营盘日常的正餐。不吃早餐，缺乏维生素，没有营养，大营盘的孩子很多嘴角溃烂，身材矮小。

      终于实现的梦想

      由于大营盘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多，1986年，越西县教育局和卫生局一起拨款，在该村设置了一所扫盲小学，取名“越西县大营盘小学”。学校是建设好了，但是没有一个正式老师愿意来此任教，无奈只得出钱请临时代课教师。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任代课教师都因受不了外界的歧视和工资微薄而先后离去。
      正在大家为大营盘小学找不到合适的代课老师而发愁时，有人推荐了王文福。
      “我来这里是意外。我当过苹果园的技术员，跑过运输，但没想过做老师，更没想过成为一名麻风村的老师。”王文福谈起来哈哈直乐。
      9岁那年，母亲去世；不久，姐姐出嫁，父亲双目失明，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到王文福肩上。1987年9月的一天，王文福整了整衣服，拿起书包到大营盘小学任教。
      “那时，一年有四五个月断粮，日子过得紧。”虽然知道麻风村的孩子都是健康的，并无感染危险，但答应了去当老师的王文福心中仍承受着“思想压力”。
      经历了和学生语言不通面面相觑的尴尬，郁闷时在凹凸不平的操场上拍打无数次破篮球，跑了许多次不成功的“民转公”，流了许多委屈的眼泪，萌生了许多一去不回的念头……王文福和大营盘小学的转机，出现在2001年。
      张平宜回到了大营盘，和他商量重建大营盘小学。
      1999年第一次到凉山，2000年发现大营盘。2001年辞掉工作，专心募款，到2003年创办“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为麻风村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这个不会算账、不会做生意、不会做家务、不会买衣服，也不会照顾孩子，原来只会做记者的女人张平宜，一切都要硬起头皮和心肠，人到中年，从头做起。 

       张平宜和王文福商量，只是想盖一间小小的学校，1—4年级在大营盘读书，5—6年级到距离学校15分钟路程的另一个乡村小学就读。但是这幻想被彻底地击溃了——那个学校的女校长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不可能，来一个麻风村的学生，学校会因为恐慌跑掉100个学生。”
      就在那一瞬间，张平宜似乎看明白了大营盘的未来——一切只能够靠大营盘，除了他们自己，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他们。当然，也许还有她。
      于是，几年的梦想之旅变成了《索玛花开的季节》开头的那幅图景。
       2005年7月30日，大营盘小学首届毕业典礼在大营盘小学的操场上举行，这是19年以来，大营盘小学的第一次毕业典礼，站在毕业典礼上的那16个孩子，也是19年来，大营盘小学的第一届小学毕业生。

      “我走在大营盘小学后头的山上，看着整片的梯田美景与雅致的彝族房舍，阳光暖暖洒下来，映着远处的山头白雪，把整个美景烘托得毫无遗憾。
      “我缓缓走着，突然看到一个麻风妈妈带着还没上学的小孩，母子俩一起坐在学校上头的田间道路上，一起望向底下正在操场运动的小孩，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我顺着她的眼光看下去，大营盘小学在阳光下缓缓发着光。我这么想：这不只是一所小学，更是一个桥梁，一个希望。”
      《索玛花开的季节》的结尾，有这么一段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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