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飞船原总设计师戚发轫委员透露
“嫦娥二号”将仍在西昌发射 

  　昨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载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系统原总设计师戚发轫委员透露，“嫦娥二号”绕月卫星仍将在四川西昌发射。

　　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目前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昨日中午12时，他在刚刚参加了全国政协科技界别小组的讨论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去年10月24日，我国首颗深空探测卫星“嫦娥一号”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新塔架上成功飞月，使西昌卫星城再次成为人们聚焦的地方。但此后不久，坊间传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即将退役的说法，有些媒体也予以传播。

　　戚发轫昨日说，这种传闻是不负责任的。他说，西昌是我国重要的卫星发射基地。该基地始建于1970年，1982年交付使用，自1984年1月发射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以来，已成功发射国内外卫星近30次。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是中国目前对外开放中规模最大、设备技术最先进、承揽外星发射任务最多、具备发射多型号卫星能力的新型航天器发射场，将来的“嫦娥二号”仍将在西昌基地发射。

　　戚发轫还透露，“嫦娥二号”是“嫦娥一号”的姐妹星，将同样由长三甲运载火箭发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通过发射“嫦娥一号”，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具备发射“嫦娥二号”的最有利条件。

　　栾恩杰委员：

　　靠“万人一杆枪”精神

　　“嫦娥一号”飞得完美

　　“嫦娥一号”发射成功后，作为探月工程总指挥的栾恩杰，也成了人们追捧的“星”。昨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口口声声称自己只是航天工程的组织者之一。

　　不过，谈及“嫦娥一号”的成功，栾恩杰还是十分兴奋。“绕月探测工程首飞任务没有任何失误，就像教科书和演习一样，完成得非常完美、非常成功。”栾恩杰说，“在‘嫦娥一号’的飞行路上，我们做了84项预案，从头到尾一项也没有用上。”

　　今年67岁的栾恩杰经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事业心是虚的，责任心是实的。”他解释道：“有些人说他热爱某一项事业，但他却不做事，这叫什么事业心？所以，对我们航天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只有责任心到位了，事业心才有了落脚点。”

　　他说，在嫦娥探月工程的整个研制、发射过程中，从火箭系统、卫星系统、搭载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系统等，真可以说是万人协作的大工程。但栾恩杰愣是用航天人内生的那种“万人一杆枪”的精神，把大家凝聚在一块，使庞大的系统成为一个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大集体。

　　栾恩杰打了一个比方：“‘嫦娥一号’上的探测器就好比眼睛，时刻瞄准月球；天线好比耳朵，对准地球，随时准备听取命令；而能源翼板好比心脏，不停地朝向太阳，以接受太阳电能；只有保证三位一体，它才不会停止工作。我们的团队也是如此。”

　　据他介绍，在嫦娥探月工程的领导团队中，总系统的领军人物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老科技人员，但分系统的领军人物则大多是年轻人。“我们靠人才出了成果，但反过来又靠成果研制培养了人才”。

　　如今，栾恩杰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随着角色的转变，他又开始思考如何在民众中普及科学知识。他说：“科学一旦普及到全社会，人们就会知道怎样才会不生病、怎样进行互救……”

　　栾恩杰为长江日报读者的题词。

　　戚发轫为长江日报读者的题词。

　　戚发轫委员：

　　今秋是“神七”发射最佳季节

　　昨日中午，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记者造访了在此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戚发轫。下月将满75岁的他，一头全白的头发，两眼炯炯有神。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神舟系列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轫24岁后的人生轨迹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轨迹相吻合。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1976年调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卫星和飞船的研制，曾担任过多个卫星型号和飞船的总设计师。

　　秋天是“神七”发射最佳季节

　　戚发轫说，今年秋天，我国将发射“神七”飞船。当航天员跨出飞船、出舱工作，那无疑是我国航天事业迈出的一大步。当记者问起准确的发射时间时，他称，已制定一个时间表，但不能透露。

　　戚发轫说，“嫦娥一号”发射时，一些人对“发射窗口期”的解释不准确。严格意义上的“发射窗口期”是指飞船或卫星发射后，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见到太阳，切换成太阳电源的发射时间。如果不是这样，飞行器上的蓄电池用完了又不能充电，会导致不成功。

　　他告诉记者，真正的“发射窗口期”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安全是唯一的考量标准，并非1年只有哪几天才适合发射。不过，他又补充说：“秋天确实是飞船和卫星发射的最佳季节。”

　　我国仍有20多颗人造卫星“在岗”

　　戚发轫说，我国迄今已发射80多颗人造卫星。现在还有20多颗在“坚守岗位”，在通讯传输、导航、救灾等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他说：“无垠的太空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不仅要把卫星打上去，还要把人送上去，探索、研究、开发太空，因为如果我国不抓紧，就会落后，就会被拒之于‘门’外。”

　　据他介绍，对于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我国花了十多年时间；对于“嫦娥一号”探月卫星，我国却只用了4年多时间。他将这归功于我国国力的强大和科技的发展，同时也是科技储备在发挥作用。

　　他与多个航天“第一”有缘

　　从参加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到主持神舟系列飞船的设计，谈及51年的风雨历程，戚发轫不无感慨地说：“如果离开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年轻的戚发轫参与了我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的研制工作。1966年，进入甘肃酒泉发射场的戚发轫在戈壁荒原上一连工作了5个月。当年10月底，中国首枚导弹发射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戚发轫随后参与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结构和总体设计。1968年，他奉命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调往新成立的卫星研究院，即现在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又开始担任“神舟一号”飞船的总设计师。就这样，中国航天史上的许多“第一”自然而然地融入戚发轫的生命中：第一发导弹、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艘试验飞船……有人开玩笑说，这些“第一”与他有缘，与他的名字有关。“发轫”就有新事物开始出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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