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诗歌是与人类生命所先天获得的母语有着天然联系的生命信息，并将这些生命信息或隐或显地形态化的过程；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得以构型的内在结构形式；是人的生命意识、宗教祝咒、思想感情与思维能力、语言能力等相互关联、相互撞磕中形成的人类独有的精神现象。可以说，诗歌是母语的内核，是母语之所以成为母语的本质；诗歌也是母语的翅翼，是母语最大程度地借助神性思维自我显现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所在；诗歌又是母语内部最活跃、最易变的文化种子，是导致母语不断变迁、变异的精神契机和意识先锋。
    
      彝族人聚居的中国西南地区是一片诗性充盈的土地，彝民族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母语抒情史的民族。自古以来，诗歌承担了彝族人进行人文文明抒写的第一责任。诗是彝族人传统智慧的骨骼，诗是彝族人历史生命的本质，诗是彝族人精神超越的神圣途径，诗是彝族人母语自觉与生命自觉同步的美妙形式。对于彝族人来说，所谓“诗意的栖居”，就不是什么理想的境界，而是生存的现实。
    
      诚然，在当代彝族社会文化生长和发展进程中，诗性叙事和诗歌抒情依然是彝民族文化整体构成的主轴和核心。只不过随着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语言文化带来的冲击与改造的深入，随着人们肤浅的时代趋利意识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无限膨胀，随着母语尊严和文化自决权的逐步丧失，这种诗性叙事和诗歌抒情不再是过去的母语形式，当代彝族文化界，大量的抒情主体已经不假思索，甚至引以为豪地采用“第二语言”——汉语抒情和叙事。这样，彝族文化的当代变革、变迁、变异，最先与“彝族汉语诗歌”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和不断深入发展现状发生了天然联系。
    
      彝族诺苏人聚居的大小凉山地区，本来是彝族母语文化保留最完整，母语文化生态最健全的彝族地区。但是，就在这个拥有不到200万彝族人口的地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彝族文化汉语诗人群体”，并且，该群体的“彝族汉语诗歌”创作实绩，在当代中国汉语诗坛的“地域诗歌”或“族群诗歌”创作中产生了独特影响，占有重要地位，引起了理论批评界的广泛关注。相反，原有的十分发达的母语文化传统，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出现了空前的萎缩甚至中断的兆头。
    
      阿苦里火以自己特有的乡土文化立场和个体抒情特质，正在跻身于这个在彝族当代文明进程和文化建设中具有特殊意义和独特精神造诣的“彝族汉语诗人”群体。他的汉语诗歌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三层意义上的书写价值：
    
      第一，遭遇汉语并义无返顾地选择汉语叙事和抒情，似乎已经成为包括彝族乡村文化在内的彝族当代历史文化发展的共同命运。阿苦里火那国家基层公务员的身份与真挚、优美、执著的汉语抒情之间无形中构成了巨大的文化张力，除了彰显出彝民族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生存语境下艰难存在并不断绽放新蕾以外，也暗示出从基层、从大山深处、从本土文化根部出现生存危机的前兆：
“是谁
切断了那棵松树与人们的联系
却彼此虔诚的祝福着……”
——《那棵松树》
      在彝族人传统的自然观念中，松树一直是彝族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性格的象征。时至今日，松树与其象征主体之间的断裂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在这种断裂的背后又保存了丝丝缕缕的联系。又如：
“我失魂落魄
俯瞰大山  一片寂静
小鸟不再鸣唱
野兔失去往日的温顺”
——《忧伤的世界》
      一种“莫名的忧伤”一直成为彝族汉语诗歌创作挥之不去的心灵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处于这个文化断裂期的富有真情的彝族汉语诗人们。
    
      第二，当代彝族汉语诗歌中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彝族传统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文化要素。这种放弃母语之后的文化复归，经受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人性的考量，通过潜在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对比自觉中进行的语言艺术的特殊实践，由此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诗性的启迪与升华：
“悠长的烟袋袅袅青烟
弥留之际
遥想渴望的往事
 
弥足珍贵的发黄披毡
被太阳晒得黝黑
搀扶垂暮老人当年的神勇
大山出没虎豹  岩羊
曾失掉自己的领地
 
冬日瑟瑟寒风
奔丧的牛畜  酒坛
送葬的柴火 呼叫声
仿佛在沉静中越显清晰
狩猎的弓弩
告慰远去的魂灵”
——《阿普》
      这是一首取材于传统彝族民间丧歌的汉语诗歌，阿苦里火把它写得如此简约，如此凝重，可以说从诗歌的“内在因素”到“外在因素”都是彝族民间丧葬文化与生死观念的诗意转写。
“留着天菩萨
走进偌大的世界
在风与浪的考验中
彝人祖传的天菩萨
高高耸立”
——《天菩萨》
      在对彝族文化意象的真实描绘和诗化攫取中，有意无意地体现了民族志诗学和人类学诗学的尝试和文学人类学的创造性实践。其文化变革与文化创造意义似乎大于诗歌文本自身所具备的审美价值。
    
      第三，彝族汉语诗歌在进行当代彝族文化的跨文化、跨语际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由本民族作家获得第二语言后通过文学创作所完成的民族文化传播与传统翻译学意义上的文本翻译传播是有根本性区别的文化互译活动，通过第二语言艺术创作活动实现的民族文化传播是一种深层次的、创造性的，具有不同文化间超越一般差异获得更深或更高层次上的互译互通互渗互补的文化创造活动。目前的彝族汉语创作，一定程度地达到了这样的目标。
     
      最后，我要说的是，阿苦里火我俩的肉身生命，本来有着彝民族最原始的血统观念支配下形成的家族谱系的血脉联系。但是，我担心有一天，当“阿苦里火”和“阿库乌雾”都用汉语去叙事和抒情，用汉语去转写和记录我们的家谱的时候，很难想象，离开几千年生生不息、汩汩流淌而来的母语河床，离开彝族人固有的母语表述体系之后，我们之间的这种血谱关联还有多少意义可言。在这历史性的文化断裂和人格尴尬深处，是否潜藏了一首我们永远也写不完的史诗！……
 
                                                                  
      2008年5月5日写于北美密西西比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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